时代周报记者 王心昊 实习生 冯婷 发自广州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致力减贫研究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减贫成就最突出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减贫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获得者所做出的扶贫实验相比，中国在扶贫脱贫领域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尽相同，但同样对全球扶贫实践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精准扶贫仍待攻坚的“堡垒”大多是深度贫困地区。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科学，此次获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能否在中国学以致用？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应如何将中国脱贫实践归纳总结成理论，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Q：时代周报；A：汪三贵）

　　诺奖结论不具备普世价值

　　Q：近两年诺奖更关注现实问题。今年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去年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实战经济学0是否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学潮流？

　　A：应当说，理论的重要性在于指导实践。

　　从这几年学术界观点来看，过去的主流经济学观点，因2008年金融危机显现出局限性，对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传统的主流观点也未必能够很好地解释，主流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了，其他针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这些新的学说可能不像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那么完整，但在解决问题的层面更加有用。虽然在是否已经形成潮流的问题上，仍然有待观察。但可以说，随着这些新学说的兴起，多元化趋势正在显现。

　　Q：此次诺奖的颁奖理由之一，是“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有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关注问题相对较小，难以对政策产生一般性影响。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A：三位获奖者并没有提出对经济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结论，贡献更多在于把过去多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中来。通过对照实验，更清楚地分析政策落地的影响因素，带来更加可行的结果。

　　但这些实验地区大多集中在非洲、印度等地，结论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态度要慎重。

　　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文化不太一样，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显然会受地理文化影响。A地区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合B地区。反过来说，要让这些理论得到更广泛的认可，首先要把研究方法扩展到更多的地区。

　　今年诺奖的三位得主，在过去都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验规模并不算大。如果通过这次获奖，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地区做实验，进一步验证贫困背后的基理、发展动力，则对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意义重大。

　　Q：还有人认为这三位研究者的关注点过于细微，往往依靠常识判断便可得到大致结论，如是否应该通过发放蚊帐解决疟疾问题等。发展经济学是否应该多多鼓励重要宏观话题、重大实践的深入研究？

　　A：这种观点有些偏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从逻辑出发，出来的都是大问题、大理念，甚至把精密的数学也引到里面去了，推算很严格，但同样的，它在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中面临局限性。

　　实际上，经济学本身就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之间没有高下之分。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楚经济学现象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例如麻省理工的两位获奖者，他们就针对于穷人的决策机制做过深入的研究：明明有降低成本的方法能够解决饮食安全问题，为什么不用？穷人为什么不买保险？为什么穷人在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会花很多钱买电视机？这些问题对理解穷人的经济行为，对理解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均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理解穷人的决策机制，才能支撑发展出更好的理论去解释宏大的扶贫命题，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经济学的研究发展也是如此。只有把微观与宏观结合，发展出的理论才会有普世价值与实践价值。

　　中国扶贫实践领先于理论

　　Q：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地域集中在印度和肯尼亚，缺乏针对中国减贫问题的分析，这是否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遗憾？

　　A：不能算遗憾。中国的扶贫实践走在理论之前，还没有形成一套详细的学术理论。

　　国家的扶贫工作建立在改革开放40年的飞速发展之上。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目前，并不能在学术上说清为什么我们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没有一套能够解释的框架和体系去深入分析国内的发展理论。

　　希望以后有更多经济学家能够研究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实践，做出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甚至形成一套比较科学的理论，改变我国减贫实践领先于理论的局面。

　　Q：中国消灭贫困人口的路径和此次获奖的理论有没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A：全球减贫事业有一定的共性，但是每个地区在具体的减贫操作中有一定的差异。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关注更微观更具体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减贫实践虽然也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不同的是，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内生动力是经济在过去40年的飞速发展，这是其他很多贫困地区都不具备的。

　　另一方面的差异，在于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例如充分动员市场主体的参与性，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参与扶贫，领着贫困户发展产业，解决他们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又例如让东部发达地区去帮助西部地区脱贫发展，选派大量干部驻村扶贫。这些扶贫政策在其他国家都做不到。

　　Q：三位获奖者的扶贫工作大多从教育和医疗入手。例如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研究指出，许多贫困地区并不是缺乏教育资源，而是教育资源与学生不匹配。要让教育资源与学生需求相匹配，关键何在？

　　A：为什么扶贫都重视教育和医疗？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第一，这是人的基本需求中最核心的两个部分，如果不能够实现，人可能连活下去都成问题；第二，教育和医疗是解决未来贫困问题的关键，这两者能够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和素质，有利于人力资本建设。

　　教育资源不匹配的问题，全世界都存在，中国也不例外。所谓不匹配的意思，是有些地区拥有相对充足的教育资源，但教学方式和体系不适合贫困孩子的需求，这些孩子到了学校也学不进去。

　　必须要承认，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孩子，在能力上存在一定差距。这就意味着，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而言，都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方式、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但现在我们的教育都是统一的，一个省里，不管什么地方，采用的全是同一个政策。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现在扶贫首先要求确保孩子先上学，先上小学或初中。但到底学到东西没有，还不是现在脱贫攻坚阶段重点关注的内容。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欠发达地区的教学质量、教学体系都需要逐步微调。

　　从区域开发转向精准扶贫

　　Q：在国际扶贫事务中，“越扶越懒”的现象相当普遍，应如何避免？

　　A：扶贫本身是人道主义：这个人很穷，基本生活没有解决或跟别人差距太大，我要帮扶你。但扶贫也要掌握好方式，避免越扶越懒的现象。

　　事实上，人性本身就是懒惰的。如果不干活也能够生活得很好，没有人愿意干活了。对那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必须的。而对有劳动能力的人而言，不能简单采取“输血”的方式，只有“造血”才能让这部分人稳定地实现脱贫。

　　国内在扶贫工作中一直比较强调开发式扶贫，而非社会保障扶贫：也就是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解决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间遇到的各种障碍，体制性的政策性的。只有让贫困人口参与到项目里面来，让他们感受到好处，看到未来的希望，才能够增强信心，形成正向循环，扶贫工作才能显现成效。

　　Q：中国的扶贫工作正在从区域开发式的扶贫逐步转向精准扶贫。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A：中国大规模减贫最核心的推动力是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使穷人受益；第二推动力则是扶贫具体的策略。

　　我国最早以区域扶贫开发为主要战场。一开始的扶持以县为单位，1986年开始确定贫困县。2001年开始，扶持对象变成了县或村。2001―2010年有592个贫困县、15万个贫困村。到2011年，扶贫又加了一个片区的层次，共14个扶贫片区。

　　随着扶贫进程的深化，剩下的这些贫困人口，都是综合能力相对比较差或者是处在相对较偏远地区的，如果还以过去区域扶贫的措施，很难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对这些人，只有一户一户去帮，才有可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区域开发转向精准扶贫，尽管精准扶贫的难度要比区域扶贫开发大很多。

　　Q：目前，中国的脱贫工作亟须更有针对性、效果更显著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学能否指导中国的脱贫工作？目前，中国脱贫攻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中国而言并不特别有针对性，解释不了中国的发展，更指导不了太多中国的发展。

　　要理解中国的发展过程，就要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哪些因素影响了穷人的发展。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现在需要在这些成就上做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实现理论创新。在借鉴世界先进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更加符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脱贫攻坚行进到现在这个阶段，目标是现有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到明年全部脱贫。现在剩下的“堡垒”是1660万在“三区三州”这样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以及在一般地区的特殊贫困人群。

　　要解决这些地区的扶贫问题，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地把短期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短期内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长期措施则包括生态保护、区域产业建设和居民就业问题。

　　事实上，培育产业需要一个过程。在培育产业的过程中，怎么把脱贫、保护生态和产业三者结合，需要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

　　此外，在移民扶贫搬迁中，要注意节奏和实际需求。特别在深度贫困地区，搬迁只是开始，搬出来还要考虑这些人应如何融入城市、如何生存下去？搬是很容易的，把地理位置变一下就可以，但如果搬迁后不能在新地方生活下来，对整个扶贫工作而言则是一个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