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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在人民大学农发学院谈粮食安全三阶段

发布时间:2014-11-30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11月22日,教育部社科中心与中国人民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我院78级校友蔡昉研究员就农业发展阶段做了主旨发言,现摘编其要点如下。

大家上午好!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同学和校友。首先应该祝贺我们农经系,农业农村发展学院建系院60周年。我这个人过日子过得比较糊涂,我早晨就在想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我在人民大学是什么时候的事,我还掰了手指头。后来一想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了,“故园32年前”,我们毕业32年了。

我们讨论粮食安全问题,很多年前我的研究就已经不在三农领域了,21年前我就到人口研究领域,所以很多的方面不熟。因为这些年我是学农业经济的,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专业是农业经济,所以就只是关心,想而不述,述而不作,只是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所以给大家汇报的时候,就不太有底气。

我这些年,人家说你的研究领域到底算什么,我当然学的是农业经济,但是研究领域我觉得最好是定义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我们过去做的是,我的一个努力是把人口的因素放在了发展经济学中。但是其实我学了很多年的农业问题,我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很好的纳入到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中。

这几年,我也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讨论粮食安全问题可以看到粮食安全问题的三个阶段,其中广义一点儿来说,也就是说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它有共同性,因为我记得1992年我跟我的同学朱刚翻一个小册子,讲的是日本农业。当时我们翻的时候给了杜老,杜老两天以后就反馈了,就找我谈,谈了很多的看法。那么他的那个上面就对农业和发展阶段有所划分。基本上我想他原来的划分大体上还是对的,也许我们用稍微不同的表述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在一般的情况下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食品问题阶段。说穿了是解决你生产力足够,能够把这些人喂饱。这是一个大体上的有点像传统的农业,以及传统农业向后来转变的一个初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解决农民收入的阶段。这个过程其实主要不是靠农业农产品解决收入,是靠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第三个阶段我们说在第二个阶段完成之后,大体上我们进入第三个是解决和构建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的阶段。

三个阶段是时间上有继起性,空间上有并存性,尤其是对中国有这么大一个幅员的经济体而言。我想简单的说说前面两个阶段,然后我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第三个阶段。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没有很多的实感,但是提供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这样的话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些年轻老师、研究生、博士生在写论文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些东西能够充实起来。

第一个发展阶段,就是解决食品温饱问题的阶段。大体上我们不说回到传统农业,是传统农业出来以后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学院有一个长江学者叫做黄宗智,大家知道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农业的内转化,他其实是为了回应一个西方经济史学界研究中国提出的一个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个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假说是为了回答李约瑟之迷,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科技领先,经济发展领先,但是后来会衰落了,而且没有成为工业革命的故乡,没有成本资本主义的故乡。

其实我所说的这个解决农业温饱问题,食品问题的阶段有一点像黄教授讲的农业的内卷化的阶段。内卷化的实质涵义是你劳动力的投入过于密集。因为你土地是固定的,那么你劳动力的投入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因此就不断的向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劳动力过密,那么就是说他导致了这个结果是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现象。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是二元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他看到的是这么投入劳动力,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边际劳动生产力下降,降到了零甚至是负。

同样,和刘易斯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舒尔茨教授说,你可以这么投,投了以后也会把这种有限的生产要素,土地和少量的资本,一个便士的资本和大量的劳动力结合起来,配置得天衣无缝。所以说这个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就是说中国的农业,后来就发展出了这么一种模式,就是说虽然劳动投入非常的密集,但是在那个基础上已经把要素结合得很完美了。因此到了我们明清的时候,我们中国是一个均衡陷阱还是马尔萨斯陷阱,但是是一个高水平的,其实是高于西方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阶段农业中主要问题是劳动力的过渡投入,其他的生产因素是有限的,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非常低,解决温饱其实也是生存型的温饱。后来我们改革开放刚刚完成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第一个发展阶段的尾声,很快我们就开始1987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没有想到,这之前我们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了。再以后劳动力又向小城镇、中小城市,各种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城市转移,进入了解决农民收入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上关键的问题是劳动力的转移。

刚才陈主任已经讲了,目前为止我们农民的收入里面主要的构成,特别是农民增加收入中的主要来源已经是工资性的收入了,这是我们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搁在经济学框架上问题是什么,其实是土地投入的过于密集。因为无论你过去配置得多好,既然是说过去配置得好,虽然说劳动力多,但是劳动力精耕细作把土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随着劳动力向外转移,刘易斯说既然原来的边际生产率是零,是负数,你劳动力转移出去是不会影响产量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过去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最大限度的把土地的单位产量给提高了的话,那么劳动力向外转移,或多或少是使得土地的投入过于密集,从而导致了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下降。

但是事实上,总体上来看,我们看到了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是下降了。但是土地的总体生产力,就是说我们单位面积的产量等等没有下降。因为我们在这个时期有技术进步,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扶持,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就成功的,也就是说农业在走过了他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同时,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他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过程,就是刘易斯所讲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我觉得大概在2004到2010年的区间就完成了,那么我把它叫做刘易斯转折期间。期间的起始点2004年是显示出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民工荒现象。随后就变成了普遍的全国性的挥之不去的劳动力短缺。从2004年至今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每年增大概是12%,而且劳动力短缺现象一直没有停止,这是表明了刘易斯发展过程结束了。

如果说彻底结束有一个更好的标志,就是2010年我们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后,我们发现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所有的劳动力都是来自于这个人口群体,这个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从那之后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绝对地减少。因此,就是说刚才主任说的,我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逐年下降,其实背后有过去转移的积累,还有就是说人口基础已经大幅度改变了。

改变的结果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统计局数据告诉我们,现在有30%多一点的劳动力在务农。因为口径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就重新调整口径,大体上估算,也和其他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引证,应该说真实务农的劳动力要至少减十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大概有22%的劳动力是在务农的。而且这个22%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基本上没有年轻人,绝大多数是40岁及以上的劳动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转移了,到了一定程度,虽然还有潜力,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你要想雇到工人,非农产业要得到工人必须涨工资,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相应的,我们农业的发展阶段就进入到了新的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读发展经济学文献的时候,你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后,后来被很多人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费和拉尼斯的发展,他么的发展中是区分出了小的阶段,其中他告诉我们所谓的刘易斯转移点在农业学家来说可以叫做食品的短缺点。这个之前劳动生产力是负数,转移多少不会影响产量,这个之后转移劳动力没有好的生产方式或者是没有机器替代劳动,你的农业就要出现减产。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转折点之后会遇到通货膨胀的问题,农业萎缩的问题。我们总体上来说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应的用机器替代了劳动力,而且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机器节约劳动力是非常节约的模式,而且我们大概9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上以小型机械为主,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节约劳动力。这个之后大型农机具,后来就变成了两位数,小农具变成了一位数。因此我们这个阶段看到了,虽然没有实现规模经营,但是机械替代劳动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而且进入一个高潮。但是像我们创造很多模式很有意思。大型机械化,规模虽然小,但是像舒尔茨说的这个农业中的规模经济,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他的意思是你看着小,我可以做小型农机具,像日本一样,或者是说我不从加州购买农机具,我们购买农机服务,我们已经走了这样的道路。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到了第三发展阶段还是会出现一个问题,表面上来看我们这些从丹江口到黑龙江的农机服务是很漂亮的。

但是总体上还是应该把这个定义为叫做粗放型的节约劳动力的农业机械化。我们也知道,主任讲的那个你深翻了以后可以多种一层土地,那个可以把生物基础,把农业科技应用上的机械化,这个方面我们没有做到。现在我们看美国的机械化利用,这个GPS技术可以把这么小的胡萝卜收割起来,而不会消掉一块。靠什么,靠GPS来调整高度,这样的机械化,你可以靠现在的小规模,靠别人的标准化的,普遍化的服务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到第三个阶段面临的是什么,是资本报酬递减。

第一个阶段是劳动报酬递减,第二个应该是土地报酬递减,我们没有递减,第三个阶段是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报酬递减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规模问题,我们的确到了一个必须扩大规模的时候了,因为农民没有足够的激励,没有足够大的规模能够让他像一个企业家决策的时候,他面临三千种种子要选择,他能做出选择吗?他没有激励选择,更不用说其他的技术了。

第二个是劳动力的问题,劳动力是不是能够转移,转移是不是应该留下386099呢?除此之外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未来会怎么样,未来还想有来有去回到农业中,还是应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适应化成为市民?因为国际上有一个说法,他们发现一个现象,叫做时代周刊封面诅咒,就是说凡是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都是很成功的被人选出英雄人物、风云人物等等。但是存在着一个现象,诅咒。就是说随后这个人物就会遇到麻烦,他们说很多很多的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前几年我们中国工人,中国农民工上过时代周刊,所以说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未来。所以没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他们就是一个追求短期的,成为劳动力,赚钱,然后填补家庭之用。最后他们今天很受欢迎,工资还在涨,但是他们的劳动技能,受教育的程度是不能适合未来,既不能适合农业中的新要求,也不能适合非农产业,产业升级的需要。因此我想,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农业中也要通过改革,实现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转变。

最后我简单讲,对两个重要的改革的一点儿评论。一个是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必须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根本解决劳动力供给问题、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扩大经营规模,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原来也是在想,我说户籍制度大家知道是一个好改革,而且相对其他各种改革来说,他还是既得利益抵制最少的一项改革,为什么没有推进?我过去也想了,也有一定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央和地方的一个非正规的对话。比如说中央李克强总理讲我们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地方政府积极响应,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又可以投资,建基础设施了,我又可以圈地了,跃跃欲试。中央告诉他你别急,我的这个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是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任务的,是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下面也很认真反思又提出新的问题,你要让我们搞市民化,我完成一个农民工我要花很多钱啊,我花不起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各种账都有。接下来中央回应他,我们要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我觉得这个积极的对话说明了我们这个改革是有向深入推进的趋势,尽管还没有动起来。所以陈锡文主任一说我们是设计,我就豁然开朗了,明白这个道理了。

再一个重要的改革,我们很多人会关心,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我们知道这个争论非常大。一方是陈锡文主任,几乎是他一个人,另外一个方面有很多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很多人会轻易的去选边站,我这几年思考,我虽然没有怎么做研究,我一直在观察,我自己选择了一种方式。因为我出国的时候,很多外国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他们让我解释这件事,后来我创造了两个词,我说我们现在的争论围绕着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我称之为“索托办法”,我们知道秘鲁一个经济学家叫做索托,他讲穷人不是没有财产,他有,但是他没有产权,他有一块地可能不是他的。他也有贫民窟的房子,但是产权也不是他的。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他的产权,通过流动,变成资本,农民是可以脱贫的。这个道理是经济学道理,所以我学经济学,我很自然的接受了。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锡文担心”。因为那边是经济学一般道理,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但是这边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历史上好多经验的一个浓缩。因此我就觉得是说你要把这两个东西,都要充分考虑。所以说现在我们从三中全会到后来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个之后我们大体上也知道了这个思路,也就是说我们走还是走这条路,还是要让农民增加财产收入。现在叫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益可以进一步的分化,然后既保证长期能够保持他的,比如说耕地的承包权,同时还要有能够分出一块新的权利,在市场上流动。符合中国长期的国情,同时法律,现行法律和我们想要改革的方向之间会有一些矛盾。这个我们依据总书记说的重大改革要与法有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试点,可以逐渐的去调整法律。然后去深化改革,使改革真正建立在一个法治的基础上。

谢谢大家。